在德国，包括社会救助在内的社会法常被作为公法的分支划入部门行政法的范畴，[xxxvi] 因为根据《社会法典》第1部第11条、第2至10条概括出的社会法的调整对象——社会给付是指公共机构有义务向个人作出的金钱、实物或服务给付。
但另一方面，英吉利人又是世界上生活最为节俭的民族之一，不善铺张、不喜奢华。这道海域既具有天然的防御功能，但又不是太宽以至于成为与外界文明交流的障碍。
帝国衰落了，但是英吉利文明的精神却犹如一只浴火凤凰在黄昏时刻腾空而起，划过渐暗的长空，飞向宇宙的深处，成为永恒。[8]托克维尔语，转引自张彩凤著：《英国法治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扉页。当其他文明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或日趋衰微或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英吉利文明却横空出世，将自己的儿女连同自己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法律制度乃至语言与信仰输送到了世界的角角落落，从而几乎独享了近代以来人类全部的财富、尊严和荣耀。于是，在世界各国宪法中往往有许多通名与成语，除却引用英国政治的理论及实际所有典故外，无从解释明白。我们虽然认识到了这一法律文本的重要性，也都承认它开创了用制定法的形式来限制国王权力的先例。
它们分别构成了我们当下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我们今天仍然生活于英吉利民族开启的文明之中。因此，对与之相关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学术范式进行一番梳理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直接涉及到本论题的历史观底蕴和方法论取采。（四）有能力履行担保义务。
当当事人不履行时，工商部门却缺乏相应的法律手段。《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39条规定：有违法嫌疑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无法或者不便扣留的，当事人或者运输工具负责人应当向海关提供等值的担保，未提供等值担保的，海关可以扣留当事人等值的其他财产[25]思勤：讨论中国改造的一封信，载《孤军》第2卷第4期，1924年5月。故在法律的路还未走穷之时我们还应当向这一条路走，不可乱行革命。
这些议员们，除了钱以外，还晓得甚么叫做责任，甚么叫做廉耻。[5]丁燮林王世杰李四光李煜瀛李麟玉谭熙鸿等北大六教授：分治与统一商榷书，载《太平洋》第3卷第7号，1922年9月。
[14]详见说难：《南北国会和南北总统那一个是合法的》，《孤军》创刊号，1922年9月。[29]详见孟武：《革命理论及革命方略》，《孤军》第2卷第11期，1925年5月。五四运动的爆发，激发了由西方输入的各种主义和学说的竞相登场。[28]公敢：解决时局不应取消约法，载《孤军》第2卷第8期，1924年12月。
在上述其间内依法解职或除名的分子，已丧失议员的资格。《孤军》未及出刊，陈氏却因病逝世，杂志由何公敢、萨孟武接办。在此前后期的《孤军》中，讨论革命的文章开始增多，并逐渐成为了杂志的主流言论。自由主义传统以悲观主义的认识论为哲学基础，民主主义传统以乐观主义的认识论为哲学基础［7］(P．20－21)，而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近代中国，思想的主流都是乐观主义的认识论，觉得社会上有一些先知先觉者，无论是在实然方面，还是在应然方面，都能了解客观的真理，并能将世界上所有的真理会通起来，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
我们也可以简略地称之为自由主义传统和民主主义传统。西方列强看到北洋政府逐渐式微，也纷纷转而与地方军阀加紧联系。
比军阀混战和法统争斗更为复杂的是思想界的风起云涌，百花齐放。【注释】*本文为李贵连教授主持司法部重点课题近代中国法治研究与反思（项目编号09SFB1002）、饶传平主持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文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011WC04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但这里的可以并不是必然。(22)随着10月总统大选的迫近，直系的贿选进度加快。若是再不把这种不健全的政治思想，从根本上铲除干净，纵然能够得到一时的成功，终究也会人亡政息。[21]寿康：对此时局，国民应当准备牺牲。[9]杨氏实际上部分地赞同联省自治的主张，他所赞同的部分在省自治一点上，之所以赞同省自治，是因为促成省自治可以有引人民参政的功效。政治自由程度的每一次扩展都会以经济发展的减速为代价;反之，经济发展的每一次提速都会牺牲掉一些政治自由。
[6]共产党人的主张，详见此一时期的《向导》周报。可是今天目睹军阀这样的压迫国民，叫他们无路可走，是无异于制造过激分子。
新之兴奋，左派之与右派，激进之与缓进，战胜者之与战败者，有产阶级之与无产阶级，随时随地，皆互相排斥，互相冲突，驯至社会基础，受其动摇，生活安宁，全被破坏，凡此实为人类历史过渡期特有之现象而吾人则邂逅遇之。人民不与闻政治，士农工商，各有其业，为政一事专属于不农不工不商之一特别阶级。
在1925年6月出版的《孤军》第3卷第1期上，开篇登载孟武的《孤军已满两岁了》一文中，就直接说，孤军自第二卷以后，对于政治问题，渐次变其主张，就是由议会主义而转为革命主义。杨端六自己也对长沙的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三个专题。
[1]据1912年8月10公布的《国会组织法》，民初国会又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构成，参议院定额274人，缺中央学会8人，实额266人。因为种种原因，迄今我们或许对作为一个整体的1920年代还缺乏完整深入的了解。这一切，不免让时人迷惑，宪政，能救中国吗?以后人之眼光看，宪政和救国实在是两个不同的逻辑。有学者称这个时代为五代式的民国［2］，也有文章断言，看似寻常实奇崛的1920年代，首先应被视为中国现代革命运动最近之渊薮［3］。
那么，在各团体还没有充分觉悟以前，我们国民有没有其他进行自决的路呢?公敢以为有一条路:便是在简单明了的目标底下，实行普遍的政社运动和继续的直接行动。上文提到，罗素在《中国到自由之路》的演讲里，一再强调中国的改造首先必须要保存中国国家的独立，强调在中国建立强有力中央政府的意义，强调师法俄国、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而宪政关涉的则是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更多是对政府分权制衡的问题。假如中国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思考家国问题的重心仍在国富，而忽视民强，忽视自由宪政价值的制度化落实;或者仍总是希望提供完整解决方案、一揽子解决中国问题，而忽视法治原则的遵循，那么，宪政抑或革命?则仍将会构成一种择决的彷徨。
民主宪政和党治革命在中国1920年代的此消彼长，还存在着自由与民主自身两个传统的差异性及其对中国的不同影响问题。公敢在《国民自决之路》里写到:冒称国民军的冯玉祥，以阀倒阀的孙中山，顽梗妄为的吴佩孚，胡子首领张作霖，安福首领段祺瑞，我们万不可再望着他们，寄予丝毫的希望!我们要从速转换我们希望的方向，从我们国民身上，从我们自己身上，寻出一条血路来!我们舍起而图国民自决外，别无办法。
因此，辛亥革命后，民国创立，实为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合流。有的已经到会了，偏不出席，躺在休息室里，讲条件;有的简直跑到旁听席，说闲话。但是，随着曹锟贿选的进展，民国的国本——国会——在他们心目中逐渐失去信用，《孤军》杂志开始产生变化。思勤说，肃清这样四平八稳的主张，如果在今天的中国能够有实行的希望，我们当然是赞成之至，决不会舍易就难，去采用罗素的危险的方法。
[37]胡适日记1933年12月22日，转引自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8，238页。[36]有关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的关系非常复杂，民主不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也不一定阻碍经济增长，还得具体环境具体分析。
及至五四运动的健将们，更毋论他们的自由、民主理想。可以说，是危急的时局在一步步逼得孤军派法治理想的破灭，在什么合法机关都完全没有了的情况下，作为最坚定的法治派的孤军，也屈从了时代的裹挟，以出版终刊号的方式，把法治的理想暂时放置一边，奔赴到了干革命的洪流中去。
他认为，陈独秀反联治的主张很空泛，胡适主联治亦是无法。(6)前美国公使芮恩施认为，中国之将来，全然恃乎财政之领袖。
